2020年初，被钟表收藏家誉为世界顶级制表商的百达翡丽，在日内瓦工业郊区Plan-les-Ouates开设了一座先进的生产设施——PP6。这一占地133,650平方米（近150万平方英尺）、拥有10层楼（其中4层地下室）的建筑，原为公司停车场，现将百达翡丽的所有生产环节整合于一屋檐下。

尽管开业时正值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导致工人无法立即入驻，但疫情期间收藏热潮带动的需求增长，验证了百达翡丽投入6亿瑞士法郎（约6.83亿美元）的决策。

感恩节后一周，我作为五位美国编辑之一，获得了这次难得的参观机会。穿过旋转门进入工厂，洁白明亮的走廊和身着白大褂、专注于显微镜前的工人们，让人误以为置身于NASA或国家卫生研究院。这里既有高精度数控机床制造表壳、表链及数百个微小零件，也有手工工艺的精细打磨，正是这种机械化与手工艺的结合，成就了百达翡丽在瑞士制表业的无可匹敌地位。

我们的参观从桥板制造部门开始，亲身体验了百达翡丽精湛的手工装饰技艺，如珍珠纹（perlage）、斜角打磨（anglage）、圆形纹理和倒角处理。导游形容这过程“如同冥想”，工匠们通过放大镜，使用磨料工具对极小零件进行繁复而重复的手工装饰。

我尝试了“抛光”技术，用砂纸摩擦手指套后，在桥板上拖拽，目的是在零件上刻画出平行细纹，体现每个零件的手工质感。想到前一天在百达翡丽博物馆见到的Calibre 89原型表，这款于1989年为庆祝品牌150周年推出的传奇怀表，拥有1728个零件，每一件都经过手工修饰。将这种细致入微的工艺乘以品牌预计今年生产的72,000枚腕表，便能理解为何2015年百达翡丽决定扩建更大的生产基地。

事实上，PP6启用前，品牌已于1996年搬入Plan-les-Ouates的首座建筑，成为该区首个奢侈制表品牌。该建筑旨在将分散于日内瓦多处的业务集中，保障公司长期独立运营。随着业务增长，这座建筑很快显得不敷使用。如今，PP6全面投入运营，原建筑（称为PLO）正在翻新，继续作为客户服务和行政管理中心，包括总裁Thierry Stern的办公室。

在高复杂制表预组装部门，我们见证了一位工匠制作Ref. 6300 Grandmaster Chime——百达翡丽史上最复杂的腕表。该表拥有20项复杂功能、双面表壳及六项专利创新，开发、生产和组装耗时高达10万小时。旁边的放大机芯图纸上，1366个零件用彩色标记区分，令人目眩神迷。

午餐前，我们还见识了使用1906年产La Chaux-de-Fonds机芯雕刻机的玑镂大师，他用18世纪法国传统技法打造表盘图案，金属屑如螺旋般剥落。随后，一位年轻修复专家介绍了他为品牌1839年至1930年间的古董表制作零件的工作，单个齿轮需耗时约10小时，部分修复需制作多达六八个齿轮，收藏家们应有所准备。

参观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档案室，这个昏暗如图书馆的空间收藏着品牌自1839年至20世纪末的制造记录（21世纪档案存于PLO大楼）。这些厚重的卷册详细记录了每只表壳及其机芯的序列号，自1880年代起，百达翡丽坚持机芯与表壳编号一一对应。

档案室内悬挂着Thierry Stern签名的信件，信中写道：“百达翡丽在100年后依然是百达翡丽吗？我们相信会。因为我们的制表工艺达到最高水平，我们有信心每个零件都能长久运转，或许只需少许润滑。这是我个人的责任。现在制造的腕表不会成为我继任者的负担，因为在我们家族企业中，他们将是我的儿子。”

这让我想起高复杂制表预组装部门门口摆放的小圣诞树，上面挂着多枚银质饰品，每个饰品刻有一个名字。其中一个写着“Adrien”，或许代表Thierry的长子兼继承人Adrien Stern。虽然公关团队未予确认，但据报道，现年二十出头的Adrien已开始在公司接受培训。

Adrien的曾曾祖父Charles Stern于1932年大萧条时期与兄弟Jean共同收购百达翡丽，随后代代相传，至今品牌仍是瑞士少数家族拥有的制表企业之一，未来至少将延续至第五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