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收藏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市场规模也日益庞大。曾几何时，在上世纪90年代或2000年代初，许多复古劳力士手表的价格仅为几千美元，这在当时几乎难以想象。如今，收藏钟表这一充满个性、极具专业性且永远令人着迷的领域，已成为文化巨头，相关报道频频登上时尚头条。过去只有你和你的钟表发烧友朋友才能分辨14060和16610潜航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虽然机械创新和文化潮流的起伏往往让手表本身成为焦点，但若没有一些关键人物的贡献，我们早已放弃佩戴腕表。大家都知道瑞士天才工业设计师杰拉德·真达（Gérald Genta），他设计了皇家橡树、鹦鹉螺等众多经典款式。但还有许多其他人物，他们是机芯设计师、集团掌舵者和出色的市场营销专家，正是他们挽救了陷入困境的钟表业。以下介绍的几位，虽然不一定家喻户晓，却在钟表界掀起了波澜，影响至今依然深远。

卡罗尔·福雷斯蒂耶-卡萨皮（Carole Forestier-Kasapi）

1997年，这位刚从技术学院毕业的年轻机芯设计师凭借一款非传统的中央旋转飞轮机芯荣获亚伯拉罕-路易·宝玑基金奖。该机芯被尤利西斯·纳尔丁的技术总监路德维希·厄克斯林博士采用，装配于Freak系列，开启了她在当代钟表设计领域的辉煌生涯。她曾在卡地亚担任机芯研发主管15年，主导了复杂的天文历和Panthère Joueuse等杰出作品。后来，她转投泰格豪雅，担任机芯总监，负责品牌高端产品的开发。2021年为Only Watch打造的特别款摩纳哥双秒追针计时码表，就是她的代表作之一。

她和团队积极拥抱新技术，尤其是采用碳纳米管游丝以抵抗磁场干扰。与专业制造商合作，开发出品牌史上最轻的钛合金计时机芯Calibre TH81-00。她还主导了TH20-22柱轮计时机芯的研发，该机芯装配于Carrera Glassbox系列，并可搭载12种不同复杂功能。作为一名杰出的工程师，福雷斯蒂耶-卡萨皮于2021年荣获由国际钟表博物馆颁发的Gaïa奖，表彰其卓越贡献。

冈特·布吕姆莱因（Günter Blümlein）

提及钟表界的重要人物，不能不提冈特·布吕姆莱因。1943年出生于战后德国，他成为一名工程师，先后领导德国工业集团Diehl旗下的钟表部门，并于1978年加入收购IWC和积家（Jaeger-LeCoultre）的VDO Schindling AG。1980年，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Les Manufactures Horlogères”（LMH）钟表部门负责人。在此期间，他推动积家和IWC的重组，专注于机械表的复兴，推出创新材质和更亲民的复杂功能，成功吸引男性消费者。

1994年，他协助沃尔特·朗格重振家族品牌朗格（A. Lange & Söhne），这一举措至今仍影响着高级制表业。后来，他促成历峰集团收购LMH，使其拥有IWC、积家和朗格等品牌。担任历峰钟表部门负责人期间，布吕姆莱因于2001年去世，享年58岁。他推动IWC成为顶级工具表制造商，复兴了Reverso系列，开发了朗格1号等重要款式，是钟表界不可忽视的传奇人物。

尼古拉斯·海耶克（Nicolas Hayek）

1928年出生于黎巴嫩贝鲁特，海耶克在1950年代初移居瑞士，曾从事精算和管理咨询工作。1983年，他接管由两家濒临破产的瑞士钟表公司ASUAG和SSIH合并而成的微电子与钟表集团（SMH），1998年更名为斯沃琪集团。斯沃琪集团凭借价格亲民、塑料表壳和电池驱动的手表，在石英危机中拯救了瑞士钟表业，为机械表复兴注入了资金。

海耶克以远见和强大个人魅力领导集团，强调内部制造能力，注重产品亲民化，重金投入市场营销，采用新技术实现规模经济，坚决不将低端市场外包至远东。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他让几乎人人都能佩戴上不到100美元的斯沃琪手表。如今，斯沃琪集团旗下拥有浪琴、汉密尔顿、天梭、雷达、宝珀和欧米茄等品牌，2024年营收达67亿美元，由其子尼古拉斯二世掌舵。一个由40美元塑料表起家的公司，成就斐然。

埃芙琳·真达（Évelyne Genta）

杰拉德·真达如今已成为高级制表界的家喻户晓名字，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遗孀埃芙琳·真达。她与女儿亚历克西亚共同创立了杰拉德·真达遗产协会，致力于保护他作为世界著名设计师的遗产，包括数千个知名及未实现的设计。早在丈夫2011年去世前，埃芙琳就参与管理其同名品牌，1983年至1999年间负责瑞士两家工厂的财务、市场和销售等事务。可以说，没有她的努力，真达这个名字难以传播得如此广泛，既为资深钟表爱好者所熟知，也为新晋收藏者所认可。

库尔特·克劳斯（Kurt Klaus）

1934年出生的库尔特·克劳斯是20世纪机械制表黄金时代的重要人物。1957年，他加入国际钟表公司（IWC）售后服务部门，后转入机芯研发，1970年至1999年间设计了多款机芯。石英危机期间，他负责开发怀表复杂功能，但真正改变IWC命运的是他设计的万年历腕表——1985年巴塞尔表展推出的达·芬奇万年历计时码表（型号3750），仅用81个零件，且全部通过表冠调校。这一革命性设计后来被应用于葡萄牙万年历（型号IW5021）及达·芬奇数字万年历（型号IW3761）。

除了万年历，克劳斯还开发了双秒追针、世界时、深度计等复杂功能，1993年推出当时世界上最复杂的腕表Il Destriero Scafusia。退休后，他依然活跃于讲座和工作坊，2018年IWC在沙夫豪森新工厂开幕时，他以优雅的形象亮相。42年正式任职及数十年顾问生涯，克劳斯的职业生涯几乎无可复制，近百岁高龄仍坚守制表工艺，彰显了他对机械制表艺术的执着。

弗朗索瓦-亨利·贝纳米亚斯（François-Henry Bennahmias）

如今，爱彼（Audemars Piguet）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多亿美元钟表公司，这与弗朗索瓦-亨利·贝纳米亚斯的努力密不可分。巴黎出生的贝纳米亚斯曾是半职业高尔夫球手，进入奢侈品行业后于1994年加入爱彼，最初负责法国市场销售，经历了从零订单到逐步打开市场的艰辛。随后他晋升，负责欧洲和亚洲市场。担任北美区负责人后，他推动开设旗舰店，与阿诺德·施瓦辛格、Jay-Z等名人合作限量款，助力皇家橡树成为最受追捧的腕表之一。

2012年回到总部，2013年成为全球CEO，2018年推出Code 11.59系列，拓展品牌产品线。2017年在米兰开设首家AP House，打造集活动与零售于一体的空间，随后扩展至全球多个市场。2023年离开爱彼，但他对品牌的影响深远：从1990年代中期美国市场600万美元的年营业额，到2023年全球24亿美元的营收，爱彼已成为钟表界的巨擘，现由新任CEO伊拉里亚·雷斯塔领导。毫无疑问，没有贝纳米亚斯的贡献，爱彼今天的地位将大不相同。